74年前，在抗美援朝战争三所里战斗中，志愿军第38军113师338团3营官兵14小时穿插145华里先敌到达，像钢钉一样插在阵地上。让我们走近时任该营机枪连指导员陈生秀，听他讲述这场战斗的“制胜密码”——
陈生秀在抗美援朝战场留影
陈生秀近影 70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里，当年带领连队在三所里战斗的情景依然清晰如昨。那一晚，我们14小时奔袭145华里，创造了步兵急行军的传奇；那场战斗中，我连打到只剩21人，仍死死钉守在阵地上…… 有很多人问过我，敌我实力悬殊，我们凭什么和敌人硬碰硬？“铁脚板”凭什么跑赢车轮子？那样的苦仗硬仗，为什么我们始终打不散、击不垮，最终克敌制胜、以劣胜优？ 我想，原因有很多。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抗美援朝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中，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离不开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 这种“威力”的发挥，要从我们入朝前的思想动员说起。 1950年1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当时担任第38军113师338团3营机枪连指导员，部队进驻河南信阳、遂平地区整训，主要任务从行军打仗变成开荒生产。 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只发2两黄豆，但大家都不觉得苦——解放了，终于不用再打仗，要过新的生活了。我们高高兴兴把武器擦拭干净、放进库房，扛起镐头开荒种地。不少战友脱了军装，转业复员回到家乡。大家都憧憬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 那年夏天，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赶赴东北。原来，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来势汹汹。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任务是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听到这个消息，队伍里马上就议论起来。从内心讲，大家不想再打仗了，打了这么多年，实在打够了，我能明显感觉到队伍中留恋和平生活的情绪悄然产生。 关键时刻，军党委和各级政治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官兵思想疑惑和认识偏差，开始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教育。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我参加了军里召开的英模大会。大会主要是让英模单位和个人讲一讲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历程和光辉战绩，讲一讲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讲一讲怎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随后，从党委、党支部到党小组，自上而下层层展开思想动员，重点是“三个讲清”：一是讲清“该不该打”，开展“邻居失火，我们该怎么办”讨论，把救邻与自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使官兵认清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二是讲清“能不能打”，既讲美军装备优势是“真老虎”的表象，又讲其侵略的非正义性、失道寡助是“纸老虎”的本质，增强官兵的革命斗志和敢于胜利的信心；三是讲清“战争不可能速胜”，讲明敌人的力量很强大，不可能轻而易举获胜，使官兵认识到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这些情、义、理交融的教育动员，扭转了部队消极应战的思想，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官兵纷纷写下决心书、请战书，要求入朝参战。10月22日黄昏，我和战友们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带着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0年11月27日，我们113师刚结束德川战斗，就接到向三所里穿插的命令。军里要求我们“插得到、卡得死”，坚决阻击南逃北援之敌。338团是前卫团，我所在的3营是前卫营。 太阳还没落山，3营官兵就出发了。急行军途中，我看到队伍越拖越长，心里十分焦急。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我同副书记、连长宋海青商议，让他带着部队前进，我召集其余支委开个临时支委会。 当时，参加支委会的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8人。我就讲了3条：一是讲连史，“那一年部队爬苗岭，马都掉到山下了，迫击炮也是人扛上去的，咱们一起经历过，要发扬连队光荣传统，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二是讲党员要带头，安排副连长王宝祥追上队伍，带领几个体力较强的党员骨干，负责扛迫击炮和重机枪；三是讲战术，“同志们，早到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提前到了，我们可以修筑工事，就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以要早走，要快走”。 会议很短。结束后，我和支委们分散到各个班进行宣讲。因为是夜间急行军，声音不能大，只能一个班一个班地边走边讲。这一招起了作用，部队士气很快上来了，大家强忍疲劳加快步伐，原来拉得很长的队伍逐渐变短。 11月28日7时许，我们经过145华里的急行军，圆满完成穿插任务，先敌5分钟到达三所里。 气还没来得及喘匀，枪炮声就响起来了。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坦克向主阵地发起攻击，炮弹倾泻而下。敌人杀红了眼，妄图撕开缺口，向南逃窜。营里当即命令我们连和8连负责主阵地防御，决不允许敌人前进一步。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我们两个连180余名官兵拼死战斗，炮弹打完了，机枪打坏了，就用手榴弹、石头、刺刀和敌人硬拼，抵挡住敌人1个营数次疯狂进攻。阵地上硝烟弥漫，死伤遍地，连长受了重伤，几个排长都牺牲了，干部没剩几个。 战斗间隙，我迅速清点人员：还有21人，其中有9名党员、4名团员。我当即把人员重新整编，组建2个临时党小组、1个团小组，推选了两名支委，健全了党组织。随后，我重新分配作战任务，由一名支委带人从敌人尸体上搜集补充弹药武器，另一名支委带人去加筑工事。 集中剩余人员，我进行了简短的“火线鼓动”：“敌人来了，不要怕，他扔炸弹我们打，坦克上来了，我们还是打！敌人装备好，但他们怕死，我们不怕。祖国就在我们身后，保家卫国拿什么来保，就是拿我们的生命来保。我们还有21个人，人在阵地在，就算只剩下1个人，也要守住这块阵地……” 下午4时左右，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我们21个人像钢钉一般插在阵地上，寸土未让。 在抗美援朝战场，这样惨烈的战斗数不胜数。一场恶仗打下来，主攻连队因伤亡过大，差不多都要重建党支部。在后来的一次阻击夜战中，我被炮弹炸伤了腰。送医前，我指定司号员金永亮担任临时副连长，继续指挥战斗…… 有人说，在抗美援朝战场，美军指挥靠电台、收拢靠汽车，志愿军靠的是党组织。的确如此，关键时刻，依靠党的统一指挥，能够凝聚军心军力、激励士气斗志，确保官兵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依靠党组织的力量，能够把打散的官兵重新“攥指成拳”，保持队伍不涣散、战斗不间断。 军事上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上不过硬，不打自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政治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不能变、不能弱。 （陈生秀口述 罗艺整理） 文章来自中国军网转载-以上内容不能代表个人观点_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
| 
